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当你离开的时候

我们本就是 "先知性群体", 应当起来! 出去服事人,不是等待别人的服事,也不是每天喊说,我在等待疗伤!成了一位"伤痕人士".

 
 

Sent to you by 李君 via Google Reader:

 
 

via 圣经文学讲坛 by Sceptics 不肖生 on 8/26/09



约拿逃避耶和华

约拿书 1:1-16

上帝命令约拿去尼尼微传道,去警告说审判将到,人若悔改便可以得到怜悯和赦免。约拿不顺服上帝的命令,选择逃避上帝的面,因为不愿意与邪恶的外邦人分享上帝的爱和恩典。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去尼尼微大城,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1-2节〕 经文开首说:"耶和华的话,,,约拿,,说";结构上,展现约拿,被上帝的话重重包围。

上帝首先掌握话语权,展现他在叙事里的启动性和控制力量。

上帝给约拿的命令:"起来,去,警告"表示出一般上,呼召先知的形式。这表明约拿的确是一位先知。然而,约拿给上帝回应,是否是一般先知应当的回应呢?先知的叙事和宣讲信息,是针对宣讲的对象,但是约拿的叙事,似乎是针对先知本人。

(1:3节)说:

A 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B 他下到约珀,找到一只要开往他施的船;他给了钱,就下船,

A' 要和他们通往他施去,离开耶和华。"

经文结构告诉我们,约拿的逃亡行动 (B)始终是被夹在(A-A')耶和华中间。叙事从耶和华与约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 读者不禁感叹:"约拿怎么能够逃避上帝的面呢?"

基督徒的身份是否模糊了?

上帝忽然在海上刮起大风,于是海面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了!水手都很惧怕,各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就把船上的东西抛下海里。好使船免遭到沉没。可是,约拿下了船舱,躺着,睡着了。(4-5节)

其实水手把东西抛下海,带有向大海献祭,希望风浪可以就此停止。当时大海,在外邦世界被奉为有位格力量的神明。然而,海面继续波涛汹涌。约拿却是下到船舱睡着了,成了"不动"物品,预示他迟点也好象船上东西一样,被抛下海。

水手的"很惧怕,呼求,抛"对照约拿的"下到,躺下,睡着"。

船长出现,找到约拿,叫醒他,对他说:"你怎么睡着了?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或者你的神记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命!"(6节) 约拿是先知,没有主动呼求上帝,外邦水手却是呼求他们的神。然后,船长甚至吩咐约拿起来,求告先知本身的神。船长的话,回应起初上帝的话临到约拿,现在再次临到,呼召约拿回头。

到此,约拿的先知身份顿时越加模糊,船长反而成了先知。

今天我们是世界的光和盐,是上帝的 "先知性群体",被任命向世界宣扬上帝的国度来到。然而,我们的身份是否也模糊了吗?

外邦人反而成了"先知", 在叫醒我们,起来! 说: "你为何没有去教会敬拜,服事神?你为何不奉献金钱, 投入教会事工和社会福利? 你为何对争取社会公义无动于衷呢?"

我们本就是 "先知性群体", 应当起来! 出去服事人,不是等待别人的服事,也不是每天喊说,我在等待疗伤!成了一位"伤痕人士".

你在讨谁的喜悦?

水手抽签,找出罪魁祸首,原来是约拿。他们就质问约拿:"你是何人,为何引发这场灾祸。" 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9节)然后约拿坦白说出他躲避耶和华,又说:"你们把我抛下海里,海浪就回平静。"

约拿的提议,仿佛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献祭给上帝,好除去上帝的愤怒,叫海浪得平静。约拿往他施去,躲避不了上帝;下到船舱睡觉,躲避不了上帝;现在自愿被抛下大海,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

海浪继续冲击船只,水手迫于无奈,呼求说:"耶和华啊!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不要把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耶和华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14节〕然后,立刻就把约拿抛下海里,海浪就平静了。

起先被认为人格化的大海,被视为拥有能力危害人命,现在海的力量消失了。这证明一切的力量,包括掌管大自然的力量,乃是出自上帝。这对应(9节)所说,大海原本是上帝所创造的。 水手们起先呼求他们的神,也尝试讨大海的喜悦,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最后他们知道,应当敬畏和呼求耶和华上帝,因为能力来自耶和华,只有他是真正的对象,值得我们去讨他的喜悦。

上帝是按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讨上帝喜悦的人,必然得着恩典和救赎。

今天如果信仰和周遭环境, 产生冲突时, 你准备讨哪方面的喜悦呢?是否你找错了对象?

我们选择讨神的喜悦,还是讨 "爱人, 孩子,老板,或是政府" 的喜悦?又或者是讨自己的喜悦? 我们是否已经忽略了, 在行事为人上,必须讨上帝的喜悦?

上帝呼召你,为了陶造你

海浪平静后,水手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和许愿。(16节) 最终我们看见, 约拿一直在逃避上帝,没有呼求耶和华的名;外邦水手却是呼求耶和华的名,甚至敬畏他,向他献祭和许愿。水手抛弃他们的神,抛弃对大海的膜拜和恐惧,反而归向上帝,惧怕他。约拿和水手成了强烈的对照,带出明显的文学反讽。

约拿躲避上帝的呼召,不向尼尼微传悔改的福音,免得他们得救。然而,现在上帝出手对付约拿,刮起大风,兴波作浪,后果是外邦水手因此而悔改归向上帝。在约拿的"逃避行动"里,上帝也能够促成外邦人得救恩。这表明,上帝有他自己的作为,叫救恩临到罪人,能够超越任何拦阻,出乎人意料之外。外邦水手悔改得救,预告未来尼尼微也能够悔改得救。

上帝之呼召约拿,首要不是针对先知传讲的对象,其实是针对约拿本身。上帝一直以不同方法来陶造约拿,使他能够学习顺服和了解上帝的心。

今天我们怎么看本身的服事?怎么回应上帝的呼召呢?

我们埋怨付出太多?觉得服事神,服事人,太累了? 我们感到很失望因为服事没有果效,付出没有回报?或者是,我们在逃避,因为放不下个人的议程和利益?

以上都是一些心理障碍,使我们不投入信仰, 成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想:

接受呼召,进入服事,其实最终得益,蒙福的是自己;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乃是容许上帝来陶造自己,磨炼自己,成为更加成熟,被炼净的器皿。许多见证人可以证明, 进入服事, 包括出外做宣教, 以为可以服事别人, 最后发觉,受到服事的是自己,得到最多的,也是自己!

当人不投入信仰,为自己保留,其实损失的更多,可能自己不察觉到. 原因是, 我们得到的,我们知道, 算得到, 但是我们失去的福气, 那是永远也无从知道和算得到的. 原来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使命人生, 首要受造就的,乃是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不应当做 "现代的约拿".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

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

发布编辑: 君子阳阳   发布时间: 2004-8-9   点击数:6281
 
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说实话我不愿赞成文中观点,因为这有悖于我所受的标准教育和我的民族感情。但是我又无力反驳。只得用文中的话来讲,叫“羡憎交织”。不知大家对此文怎么看?
        

               [转]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赵无眠,当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引出了很多争论,不知大家看完后有什么感想?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qiang 
              jian 
              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
              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万4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月至6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mao 
              ze dong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专制独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qiang 
              jian 
              。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qiang 
              jian 
              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独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qiang jian 
              、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mao 
              ze 
              dong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4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108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141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560人增至11,183人;学生从41,922人增至83,984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象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 
              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 
              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 
              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 
              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 
              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 
              (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 
              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 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 
              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 
              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 
              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 
              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 
              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 
              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 
              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 
              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 
              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 
              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 
              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 
              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 
              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 
              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 
              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 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 
              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 
              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 
              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 
              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 
              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 
              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 
              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 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 
              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 
              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 
              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 
              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 
              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 
              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 
              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 
              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 
              “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 
              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 
              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 
              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 
              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 
              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 
              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 
              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 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杀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 
              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 
              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 
              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 
              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 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杀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 
              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 
              征服中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 
              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 
              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 
              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党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 
              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权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 
              哈托清除共党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 
              局曾承认有大约5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 
              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 了300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 
              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 
              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 
              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 
              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 
              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 
              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 
              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 
              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 
              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 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 
              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 
              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 
              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 
              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 
              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 
              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人犯抢劫或抢 劫加qiang jian 致死,312人犯qiang 
              jian 或qiang jian 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 
              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 
              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 
              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 
              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 
              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 
              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 
              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 人、抢劫和qiang jian 
              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 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 
              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 
              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 
              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 
              “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 
              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 
              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 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qiang jian 、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 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qiang 
              jian 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 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 
              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 
              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 
              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 日本人qiang jian 
              ,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qiang jian 。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 
              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名英军及伤员 
              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 
              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 
              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 
              1942年4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 
              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 
              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 
              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国妇女, 
              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 
              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 
              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 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qiang 
              jian 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 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 
              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 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qiang jian 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 
              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 
              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 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 
              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 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 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qiang jian 
              ,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 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 
              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产党描绘的“军爱民, 
              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至 
              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 
              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 
              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 
              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 
              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 
              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 
              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 
              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 
              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 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qiang jian 抢 
              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 
              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 
              “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 
              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 
              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 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 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 
              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 
              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 
              任何党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 
              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 
              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 
              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 
              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 
              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 
              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 
              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 
              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 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 
              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 
              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 
              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 
              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 
              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 
              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 
              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 
              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 
              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 
              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 
              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 
              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 
              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产党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 
              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 
              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 
              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 
              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产党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 
              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 
              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 
              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 
              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 大多遭到
              qiang jian ,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 
              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 
              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 
              中国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 
              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qiang jian 民女。 
              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qiang jian 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 
              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 
              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 
              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 师进行镇压。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 
              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 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qiang jian 
              。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 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 
              出兵东北,犯下的qiang jian 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 
              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qiang jian 妇女,都是一个问 
              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 
              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 
              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国,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国(或“大东亚共荣圈”) 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 
              “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 
              宁可吸共产党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qiang jian , 也不给日本鬼子qiang jian 
              ,……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 
              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 
              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 
              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 
              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 
              “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 发生的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独立战争。 
              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 
              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 
              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 
              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 
              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 
              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党第八 
              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 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国人。 
              为了防止共产党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 
              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 
              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 
              湾的外蒙。外蒙独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 
              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国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 弥合的罅隙。



               [转]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 
              统一中国,今日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 
              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 
              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 
              骆驼比马肥。”中国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 
              “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 的“持久战”(mao ze 
              dong),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 
              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 
              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 
              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 
              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 
              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 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国,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 
              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 
              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 
              “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 
              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 
              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 
              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 
              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 
              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 
              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 
              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 
              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 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 
              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 
              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 
              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 
              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 
              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 
              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 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
              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国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国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国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国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国“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国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国“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国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
              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国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党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国已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国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937
              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杀,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国”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
              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
              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国,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国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
              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国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国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国,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或一个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
              国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国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
              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国,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国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
              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国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国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国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国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国“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国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国“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国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
              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国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党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国已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国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937
              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杀,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国”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
              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
              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国,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国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
              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国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国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国,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或一个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
              国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国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
              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国,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国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李君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2009年8月10日 星期一

记忆和身份

"一个人的身份活在记忆中,这记忆包括在感受和思想上,把过去的东西记录下来。每个人的身份深深地靠这记忆得以保存,因此,一个人若失去记忆,也就失去身份、尊贵、自信。"――Memory and Identity, by Pope John Paul 2

约翰保罗二世一生中曾遇上无数困难,但最终他仍能重新肯定自己的身份,毕生献身服侍他人,成为无数人的激励。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以至压抑了某部分的记忆,忘记自己曾拥有过尊贵的身份地位,就好象狮子王所经历的挫败一样。在我曾辅导过的个案中,也有不少相类似的例子,受助者在受伤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有些人则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将真我掩盖。

另一个更特别的情况是一整代的人,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历史,不认识,也不可以追寻。没有历史感,冷淡地看待过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只活在今天的人,不但没有过去,对明天也不会有憧憬。

2009年8月7日 星期五

请用法理来说服我 ──为许志永老师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有些事情,比九个A更重要

POSTED ON:周五, 2009-08-07 15:46 BY LAIYUNG

她只是一个中学生,但她知道什么是公义,更有说真话的勇气;她比声称「以民为本」的执政者更authentic

请用法理来说服我

──为许志永老师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明报200986日】前言

今年4月,与中六级通识教育科的同学到北京考察交流,我们走访了「公盟」,许志永博士与我们一行30名同学谈了个多两个小时。

 

学生知道了维权律师们正为「结石宝宝」、「黑砖」的受害者、川震豆腐渣工程遇难者家人、不少上访者等等,进行法律诉讼;也知道公盟也教育社区市民法律知识从而参与社区内的管理工作。

 

公盟里除了律师学者,更多的是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他们所做的,其实不过是个志愿机构或是压力团体的角色,可悲的是,在内地这却成为了走钢线、打擦边球的活动。 然而倾谈间,许博士仍有信心地告诉同学,维权活动和民间社会未来的活动空间是乐观的。 想不到数月后,继公盟被「抄家」之后许博士更身陷囹圄,于是,同学们的愤慨是必然的了。

 

──张锐辉老师

 

温总理:

 

斗胆用这个标题,因为我现在的心境,与龙应台教授执笔写《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时有类似的感受;龙教授的文章,温总理想必已经读过了。 我虽然只是一个高中学生,对国事的了解、对文字的掌控,当然不比龙教授,但仍希望能透过自己手上微弱的笔,表达对政府处理「公盟」及许志永先生的手法的不满。

 

温总理,提起你的名字时,人们都会说你是平民总理,办事以民为本,站在人民利益那方。 有些小朋友还会被你的亲民作风所吸引,叫你一声温爷爷,视你为模仿的对象。

 

但是当我一想起你任内被捕、被禁、被整顿的媒体和异见人士,如刘晓波先生、程翔先生、《冰点》杂志、《南方都市报》等等时,我却又不得不质疑你作为纯真善良小朋友学习对象的资格!难道我们国家的教育,是要教小朋友与其他人意见不合时就要对付对方,而非讲求中国人千百年来坚持的仁义观?

 

近日被政府盯中的是许志永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公盟」。 公盟是由一群关注中国发展的律师及学者所组成的民间组织,他们透过学术研究就国家的法制改革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推动国家实现民主法治。 他们另一项为国人所熟知的工作,是为一些弱势群众如上访者、被征地者、毒奶粉案的受害者等等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透过现有的司法制度去取得公义。 单从近日税局搜查后曾获得帮助的民众纷纷勇敢地到公盟办事处声援一事,任谁也看到「公盟」是站在人民那边的! 为何温总理你所领导的政府仍要做出这件不合民情的事呢?

 

据我所知,「公盟」的工作是非牟利的,他们曾经想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遭到当局拒绝,被迫申请为有限公司。 在国际社会,这种团体并不需交税,而其捐献者更能获得免税优惠。 但由于公盟的成员是守法的律师,明知制度的不合理仍旧依规定纳税。 在被税局指控漏报税项时,亦坦诚地承认错误。 为何温总理你所领导的政府仍要向他们征收最高的罚款,并过分地在公盟办事处以「搜证」为名而检走所有维权资料呢? 更令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许志永先生突然在召开第二轮听证会之前,遭公安与便衣从家中带走,并扣留在看守所中,不能与家人及律师联络,同时更要公盟关闭其网页,这实在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无理剥夺。

 

温总理,你经常说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我想请问你一下,执法机关是根据哪一条法例去带走许先生的? 我对中国法律的认识十分肤浅,但仍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我国宪法的第35条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第37条更清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就我对上述条文的理解,我认为许先生现在应该可以自由地留在家或身处办公室办事的。

 

今年4月,我和其他同学到北京考察交流时,有幸在未被搜查的公盟办事处与许先生谈论中国政治。 看见他愿意无私地为中国在法治民主领域上努力,并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令我深受感动。 犹记得考察时,我们曾到过永定门内国务院信访办的门前,亲眼目睹不少恶形恶相的截访者和情可怜的上访者。 因此,在倾谈中有同学便问了许先生一句「为何中央政府会容忍那些截访者存在呢?」你知道许先生怎样答吗? 他说上访人数远远超过信访部门所能承受,所以中央政府亦唯有容许截访者存在,以免信访部门的工作量极严重超标。 在访问中他多次提醒我们中国政府已很努力,要对政府有多点耐性。

 

许志永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充满理想但不狂妄,他看到很远的目标仍坚持稳重地一步一步走下去,他不怕只有一点一点微弱的力量在慢慢地付出,坚信中国终有一天能实现法治民主与自由。

 

温总理,我真的十分不解为何你们的心如此的狠。 为何要用这方法去对付这样一个体谅政府、理性论政的学者呢? 他所做的事只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安分守己地为弱者去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 他做的事情无一不是爱国为民! 为何中央连这样的一个人物也不能放过呢? 为何不容许他和公盟透过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去处理这事呢?

 

温总理,看你为四川地震灾后工作努力、关心矿工工作环境之时,我总想叫你一声「温爷爷」的。 但当看这么多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我实在叫不出呀! 但愿有一天这样的事情能够圆满解决并不再发生,我相信那一天海内外同胞才会由衷地振臂一呼「中国万岁」的!

 

身体健康

 

香港中七学生

郑咏欣敬上

2009年7月14日 星期二

Doubt

《Doubt》中三个孩子的细节

冬心 发布于:2009-05-12 17:58
 
Doubt的精髓,在其百老汇舞台剧中就已经表露无疑,坦白来说,在主题方面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深入挖掘的,所有导演尝试想要表达的东西,在《新剧本》里《Doubt》的前言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了——事实上,电影导演也并不指望所有人能够从剧本中感受新的东西,就如不少影评者反应的那样:“对于在百老汇演了那么久的话剧,《Doubt》的剧情我们早已知晓,剩下只等着看演员和导演的表现了。”
于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电影语言。相对于只有四个演员(校长,神父,修女,米勒夫人)的戏剧剧本,电影在驾驭主题上做了相当多的改动,仅仅从人物上看,除去一些撑场面的群众演员,值得注意的就是威廉兰登,吉米詹姆斯,唐纳德米勒这(黑人)三个教会学生。
至少在我观看影片的同时,我就不断的接收到电影所散发出来的暧昧暗示,这三个学生的镜头总是出现在意味深长的地方。
开场片段中,最先出现的是吉米,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衣着端庄,善良,有礼貌,而且是祭台助手;随后则是威廉兰登,二者打了个招呼后擦肩而过,威廉的表现则带着点叛逆意味,夹克,单车;最后,在教堂后室处,吉米和唐纳德相遇了——两个祭坛助手。在此处,吉米和唐纳德的对话显得平静而且正常,肤色的不同似乎没对他们的沟通交流造成任何问题,此时的唐纳德显得对自己的身材有点忧心。
开场的5分钟里,三位主角(校长,神父,修女)一个都没有出现,倒是三个学生的关系一目了然。
当布道结束所有人起立时,唐纳德仰头,看着教堂上空飞舞的白鸽,仿佛一种渴望救赎的暗示,而他身旁的吉米则显得端严而漠然。当插入完白鸽的镜头后,导演还特地加了极短的一段俯拍镜头——俯拍通常意味着宿命和悲观。
 
当镜头转到狭小的后室时,神父与唐纳德的第一段接触出现了。两人见面打招呼时,神父就亲昵的称呼唐纳德为“champ”(冠军,优胜者),二人显然关系匪浅,随后唐纳德表示他想当一个神父,略含了一种讨好的意思,明显的想要亲近神父。对于这种讨好的回应,神父给了唐纳德一个磁铁玩具。
 被磁性推着走的跳舞小人——相对于神父最后一次布道中所言,“被一股力量推着走”,这个小人几乎就是一次隐晦的暗示:神父,唐纳德,被推着走的玩具。
当新的一天来临时,神父再度出现,他第一个有接触的孩子,仍然是唐纳德——神父甚至为唐纳德整理了一下领带,而唐纳德对此的表现是欢欣。
但当神父试图接触威廉蓝登时,他的反应却是极端的抵触。
 
相比于唐纳德,威廉表现出更多的是对神父的厌恶——这几乎就暗示了一些什么,正是这些暗示为校长的怀疑埋下了伏笔,在之后神父质问校长为何如此肯定他犯下了娈童的罪过时,校长吐露的就是这一幕:“我看到你抓着兰登的手,而他挣脱了。”
在随后,兰登就因为碰触了修女被叫上了校长室——显然,在教会中,学生和教职者之间的碰触是不被允许的,而神父却肆意的破坏了这个规矩。兰登抵制神父的碰触,却满不在乎的碰触修女——这一点基本就暗示了神父的碰触是不洁的。
兰登是一个典型的调皮孩子,他嘲笑同桌,藐视修女的规矩,调戏女同学,欺负唐纳德,甚至不惜弄伤自己的鼻子来逃避上课并在校外吸烟,影片花费了大量的细节和镜头来描述这个学生的顽劣。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学生,似乎格外的得到了神父的注意,在一次篮球课上,神父提及了指甲干净与否的问题,并向众多学生出示自己干净的长指甲——当巡视到兰登面前时,神父特地停下并“挑逗”了一下兰登。兰登再度对这种关注表示出了愤慨厌恶,甚至于恐惧——兰登瞪着神父,同时身子后仰避开他,几乎警惕的注视着神父走远。
 
又是一次布教,当神父布教完毕回到后室时,吉米亲近了神父并表示希望和神父在放学后进行练习(篮球?),此时的唐纳德正坐在他们背后的楼梯上,楼梯的栏杆隔开了他的脸,除了他之外的地方都沉浸在了阴影中,那种暗中窥视的神情几乎是带有着侵略性的——这种近乎于监狱一般的镜头安排显然的传递了一些讯息:唐纳德被人为的或者自发的与那些普通的人群隔离开来,而这些隔离也导致了他与吉米和神父二人交流的远离,甚至到了只能窥视的地步。
接下来一段则是修女开始怀疑神父的重点戏,唐纳德从神父处回来就神情古怪,举止异常——但影片却没有确实的拍出唐纳德的表情和举止,甚至都没有给唐纳德一个镜头,却插入了吉米一个安静却带点阴沉的仰望——在他视线的前方,正是站着问话修女和唐纳德。这种凝视与周遭欢乐的氛围格格不入,几乎暗示了吉米知道点什么,或至少意识到了什么。
 
当神父与男孩们进行谈心时,谈到了万一女孩拒绝男孩邀舞时,神父说了个冷笑话:“那你就能去当牧师了。”男孩们都笑了,吉米也笑了,却笑得略带讽刺,只有一边嘴角翘起。而兰登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两个不同类型的男孩子,却都不约而同的在一些细节上表现出了对神父的厌恶,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联系开场时二人的招呼,或许二者关系并不差,也有就对神父的看法做一些交流?那他们交流的内容可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神父第二次进行布道时,唐纳德已经因为偷喝圣酒而被解除了圣职助手的职务,而吉米面对着新的伙伴,却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淡漠且一如既往的听着神父的布道。
当唐纳德再度看到神父时,他又试着散发出善意并亲近神父,但往常会回应他的神父这次却转头走开,唐纳德为此显得失望且失魂落魄。
此时兰登再度出现,恶作剧般的把唐纳德的物品撒了满地,奇怪的是,周遭不少是他班上的同学,却无一人站出来帮他拾拣,只是在一旁围观并笑着而已。而许久之前神父送予唐纳德的磁铁玩具,也被路过的学生踩烂了。此时伸出援手的,正是走开了的神父——神父甚至搂抱了唐纳德,并帮他收拾了散落的东西。目睹了这一幕的修女内心受到冲击,直接导致她把情绪发泄到了她的学生——吉米上。
 
吉米一直是一个乖巧的好学生,上课会主动回答问题,当修女再度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时,他毫不意外的举手了,但修女却点了望着窗外心不在焉的唐纳德的名。唐纳德不知道问题答案,尴尬之下,唐纳德扫了吉米一眼,吉米站了起来,回答了问题,却被愤怒的修女赶出了教室——这对望的一眼颇有意思,吉米似乎认真的想要帮唐纳德的忙,却成为了修女的泄愤对象。
当吉米来到了校长室时,被看到米勒夫人的神父拦住了。对神父表示什么事都没有的敷衍的回答,吉米却奇怪的表现出了明显的抵制情绪,直接斥责神父的话为:“鬼话。”音量甚至大到了让神父听到的地步。
 
回到课室后,满心不满的吉米甚至到了直接与修女形成对抗关系的地步——大喊着:“让我安静点!”,当修女回应了这种反抗后,情绪激动的吉米道歉后忍不住的哭泣了起来。
吉米的这一次爆发俨然就是压抑已久的产物,似乎他早已对教职人员有了许多的不满,却因为传统的教养不能表现出来——刚好与兰登完全相反——这样长期压抑的结果,就是一旦被责骂了,情绪就不受控制的流露了出来,而责骂的起因却是因为唐纳德。
最后,当神父表示他要离开的时候,唐纳德流露出了明显的伤心神情。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兰登的嘴角明显是上翘的。
 
 
在戏剧舞台上,在只有四个演员的情况下,要保持立场的中立属于一件比较容易控制的事情,但是电影则显然不能再用舞台那一套方法来表达思想,而不得不拍摄更多的人员的后果就是在一些细微的镜头中能够很容易的看到导演的倾向性——两个孩子不喜欢神父,而唐纳德则是明显的沉迷神父。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某种偏见,就如校长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孩子同时表现出了厌恶呢?这几乎便暗示了神父是有罪的——至少,神父的不少举止是不恰当的。

2009年5月14日 星期四

LOST第五季大结局的文化联系和第六季展望




LOST第五季大结局的文化联系和第六季展望

已经回答的问题:

我们终于见到jacob了。见到了四脚趾雕像的本来面目(鳄鱼头,根据体型是Sobek)。明白了为什么胖子要回来(jacob劝的)。jacob见证了815er的人生转折点,用手触摸了每一个人并且导致了他们的命运最终指向那个岛。交代了rose和bernard的生活(第一季水源地下棋的骨架八成是他们)。

文化联系1:圣经旧约

在圣经旧约第一章《创世纪》里,abraham是犹太部落的(用犹太这个词不准确,应该称为闪米特部落,犹太只是后来的一个分支)第一个长老,他有许多儿子,最有名的一个是issac。issac的老婆rebecca生了一对双胞胎,第一个出世的叫esau,第二个叫jacob(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跟着第一个的脚后跟”)。issac更喜欢esau,因为esau是个斗士和猎手,而jacob是个生活简单每天在帐篷里闲逛的人,但是rebecca更喜欢jacob。15岁的时候,有一天esau打猎回来很饿,jacob正在家里煮红豆稀饭,esau要喝,jacob说你把长子名分让给我我就让你喝,esau就答应了,当然这只是笑话,并没有得到issac的承认。issac临终的时候,根据传统要祝福长子,他就把esau叫来,让他去打猎,把猎物烹调好来接受祝福。esau走了之后,妈妈rebecca就告诉了jacob,让jacob去冒充esau接受祝福,因为那时候issac已经眼瞎了,认不出是谁。这个计划的问题是esau是身上多毛的人,jacob是光溜溜的,一摸就露馅了,于是jacob就在身上粘上一些鸟毛来冒充接受了祝福。esau回来之后大怒,发誓要杀了jacob,jacob就听了rebecca的话,跑到舅舅家去了。在那里他爱上了舅舅的女儿rachel,后来娶了rachel和她姐姐leah同时为妻(这里还有段故事,没联系不说了)。rachel给jacob生了两个儿子,joseph和benjamin(jacob的两个老婆一共生了12个子女)。jacob最喜欢的儿子是joseph。后来jacob觉得哥哥的气估计消了,就备好厚礼准备回家和解。在路上碰到个天使,那天使不让他回去,他和天使摔跤来着,把天使给赢了,上帝很高兴,就对jacob说,你改名吧,从今以后叫israel,你要建立部落,也要叫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以色列)。那个和jacob摔跤又被打败的天使是个谜,几个版本的圣经也不统一,但一般理解为jacob的哥哥esau的化身(或者是esau的保护者之类的)。打败了天使后,jacob见到了哥哥esau,奇怪的是esau大度的接受了jacob的礼物,也没有很生气的样子,兄弟俩表面上和解了。。。

看到这里,圣经和lost的联系就浮出水面了。第五季大结局开头的一段非常的重要,这黑白衣服两个人其实就是圣经里esau和jacob的映射。编剧只告诉了我们这两个人非常仇恨,却没说为什么仇恨,根据圣经故事想象也可以得出部分情节来。这两个神不能自己对抗,必须依靠操纵其他人来对抗对方。于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他们手里的棋子。白衣服的我们已经知道是jacob,jacob似乎有把人带到岛上的喜好,我们已经知道黑岩号和许多重要的815er都是他领上来的(jacob's list?)。黑衣服的那个神(暂且叫做esau)特别讨厌这个做法,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就在这种表面平静中争斗着。黑烟怪呢?毫无疑问是和jacob摔跤的天使的映射,不是esau本人,就是esau的保护者。我倾向于相信esau和黑烟就是同一个东西,并且还能变化成其他任何的形状,他就靠这个来操纵别人。根据这个理论,许多许多的事情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许多815er都在岛上看到过幻象?这些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幻象就是黑烟挖掘人感情弱点的工具。

下面继续圣经里的故事。在jacob从舅舅家回到家乡之前,他的儿子joseph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之上,这个梦让他的兄弟们很嫉妒,为了报复把他拐走卖给奴隶贩子,被卖到埃及去了(埃及!)。没想到在那里joseph展示了超凡的解梦才能(周公?八卦?达摩?),让法老非常器重,做了法老的帝师这种职位。他成功的破解了法老的一个梦,预言埃及将要有七年丰收,七年天灾,于是法老让囤积粮食来度过天灾。这个天灾范围很大,回到了家的jacob那里也受灾了,jacob就派几个儿子去埃及讨粮食回来。埃及管粮食的joseph认出了自己的兄弟们,但是没有说破,而是坚持让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benjamin(他最恨ben)来才肯给粮食。最后jacob家里饿的没办法,只得让ben冒着风险来求粮。joseph经过一些神话般的考验之后宽恕了ben和他的其他兄弟们,揭示的自己的真面目,并且把父亲jacob全家(不包括esau那一家)都接到了丰衣足食的埃及生活,jacob在那里一直到平静的死去。这里有个非常好玩的细节是jacob随着情况的变化经常偏心,他本来最喜欢joseph,joseph被兄弟们拐走之后他又最喜欢ben,回到埃及后又改为喜欢joseph了。(还有一个和lost无关的话题,jacob这家人的后代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但并不是都过好日子。靠着joseph在法老身边的官职,他们过的很好。
作者:pingyu_zhang 
  
 
2009-5-15 10:21   回复此发言  

2LOST第五季大结局的文化联系和第六季展望
joseph死掉之后就不行了,后来都沦为了奴隶,每天和泥做砖头修庙宇,直到joseph的多少世孙moses诞生,才带着他们又回到以前来的地方,回去之后esau那家人还住在那儿呢,他们又打了一架,到底把esau的后人打跑了。这是圣经第二章《出埃及记》的主要内容)

对应到lost里,joseph就是john locke,benjamin就是ben linus。jacob一会儿喜欢john,一会儿喜欢ben,并且只有在john不在的时候,ben才能当上领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和法老的埃及都有扯不断的联系。圣经里jacob在埃及生活到死为止,lost里的小岛明显是埃及神庙的遗址,jacob和埃及文化的具体关系是第六季要发挥的一个地方。

圣经旧约Malachi里有这么一段话, God “loved Jacob but hated his brother Esau” (Malachi 1:1-3)。回想第三季里karl被视频洗脑的时候,屏幕上的话:“God Loves you as He Loved Jacob”,这简直就是前后呼应的。“you”代表了谁?esau和他的追随者?jacob和他的追随者?the others看上去是听命于jacob的,他们会不会被黑烟左右?他们知道黑烟是谁吗?ben为什么有一次能够控制黑烟?还有无数的问题等着编剧去说圆满。

文化联系2: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

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讲的是一个被弟弟夺了权力的贵族,利用法术,把夺权的人弄到一个荒岛上,又利用法术制造各种幻象,让这伙人受尽折磨,最后翻然悔悟,救赎了自己的罪恶的故事。

《暴风雨》有以下几个地方是lost学习的:1.场景设置在荒岛(看似是荒岛,后来发现并不是);2.幻象帮助幸存者完成心灵洗涤和救赎。不同的是,《暴风雨》里控制全局的是一个没有恶意的法师,而lost里面是两个彼此有敌意的神。于是,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卷入了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某个棋子。

文化联系3:星球大战系列电影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好莱坞历史上还有哪部作品能够和lost一样喜欢引用宗教元素,最显著的就是star wars系列电影。star wars映射了圣经新约里反犹主义的基督教和jesus的犹太人身份这个矛盾。体现在star wars里面luke skywalker的父亲正是他一直对抗的黑魔头这个主要情节上。和lost一样,star wars也充满了象征意义的名字,语言和动作。并且简单的红白脸故事(good and evil)正是宗教故事最常见的主题。lost里面直接引用star wars的地方只限于第五季some like it hoth这一集(幽默的调侃了胖子要帮lucas写剧本),但是从风格上来说,lost和star was系列非常的像,都是打着科幻外衣的神话故事。

情节分析:

黑衣人和jacob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是第六季要揭示的情节之一,我们暂时先不去想。在这一集里,黑衣人说过要找到一个缺点(loophole)才能杀掉jacob,在最后jacob看上去像是死了,黑衣人(黑烟)似乎成功。那么这个缺点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看还不明朗,但一定和815er有关。第一个理论是,815er是jacob叫到岛上去的,黑烟利用了jacob的这个喜好和815er的个人心理弱点,不停的变成各种化身来利用这些心理弱点,最终控制了jacob最信赖的两个人john和ben(不一定是儿子,但一定有深刻联系),甚至自己变化成一个假的john,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第二个理论是,815er上岛本来就不是jacob的初衷,而是黑烟的安排。黑烟让desmond阴差阳错的忘记按按钮,飞机坠毁,然后引发了一系列事故最终引向杀死宿敌jacob。这两个理论似乎都有支持的证据,并且都在jacob对815er的拜访里。jacob拜访james(sawyer),给他一只笔,可以理解为帮助他写完复仇信,最终引导向复仇的道路,但是后面的情节,james多写了几句话,被他叔叔发现了,他叔叔马上领会了小james的意义,让他发誓不要再像复仇的事。这个情节也可以解读为jacob知道james未来的命运和815的联系,还有自己的命运,他主动的要去改变这个命运的发展。同样的两种解读kate和jacob的邂逅,也许是jacob帮助了kate实现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命运,让他成为815er,也许是jacob让kate发誓不去再偷,改变了kate的命运,让他从良了,不会上815。但是两种解读似乎不适用于john的故事,jacob触摸john之前,john似乎是从楼上掉下来死掉了,是jacob让他复生。这个情节似乎更容易解读成jacob在帮助john实现自己成为815er的命运,而不是阻止这个命运发生(特别是jacob知道john会成为黑烟最厉害棋子之后,再让john复生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这个也可以解读为john摔下来就死掉了,或者之后黑烟马上就接手控制了他,jacob的touch是对john的解脱,但我一直不愿相信我们看到的john一直都是被黑烟控制的这种理论。罗罗嗦嗦了半天,总之jacob和815er们的接触不是简单的事件,现在还不能理解为是帮助他们成为815er还是阻止他们成为815er。只有和胖子herley的会面是清晰的,就是让他回岛上去,但是这个会面和其他不同,其他都是在主角们人生的更早阶段发生的,和胖子的会面发生在他成为oceanic 6之后。这个会面和其他会面不在同一层面,不能同等对待。
作者:pingyu_zhang 
  
 
2009-5-15 10:21   回复此发言  

3LOST第五季大结局的文化联系和第六季展望

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氢弹爆炸的意义。同样的,我们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第一种是jack所希望的,氢弹爆炸后所有这一切都取消掉了,他们回到了飞机上,舒服的坐着,喝着咖啡,等着降落在洛杉矶,换句话说,氢弹是改变命运的工具。第二种解释是,恰恰是氢弹帮助实现了已经发生了的命运。这个理论是通过miles的嘴巴说出来的,并且有部分证据证明,dr. chang的胳膊受伤了(呼应于orchid orientation film里面他打着绷带),radzinsky没有在这场乱糟糟的事故中死掉(所以他可以在将来住在swan station里按按钮)。这也正显示出编剧们组织剧情的高超,不但要在规定时间内把故事推向高潮,主要情节要透出一部分,还不能透的太多,让人能逻辑推出后面的情节,还要提供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论的证据,让人去不停的思考猜测。这就是season finale的作用,让人能够耐着性子等上8个月而不厌烦。

我的推测:

氢弹的作用不是帮助实现我们已经看到的命运发展过程,而是改变。farady说对了,人是variable。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会看到白光过后815er们就坐在飞机上喝咖啡的。命运改变了,但不是按照jack想象的那样改变的,而是另一种我们暂时逻辑推测不出的方式。jacob临死前,对john(黑烟)说:他们来了(they are coming...)。谁来了?试想,jacob早就知道黑烟要杀死他,也知道john就是黑烟,作为法力无边的神一样的存在,却没有主动的去躲闪或者还击,却对ben说教一番,对于ben的充满的嫉恨的指责不是安慰而是挑衅的话,这不是主动引诱被杀吗?这种行为的解释:1.jacob发现黑烟的诡计之后已经无力回天了,既然不能摆脱死掉的命运,倒不如骄傲的去承受;2.jacob已经算好黑烟的这一步了,并且做了各种预防措施(比如和胖子的会面,说服oceanic 6回岛等等),并且完全预见到了氢弹将会爆炸,爆炸会改变命运的发展。“他们来了”也许指的是316的其他乘客,那些jacob找来帮助自己的人,是jacob的后备队和御林军。也许指的是白光闪过之后的oceanic 6。总之jacob肯定是留了一手才会面对黑烟这样从容,绝对不是逆来顺受的停止反抗。

在第六季里,我们看到的将会真正的war is coming。不是ben和widmore的war,也不是815er和the others的war,而是jacob和黑烟的最终对抗,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手中的棋子,黑棋子,白棋子,正向john在第一季第一集里解释双陆棋的时候说的一样。

lost是现在播出的美剧里面对文化索引最多,线索最复杂的一部。编剧把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心理学的各个理论抽出一部分容易懂的来揉在一起,用流行的电视语言讲出来。同时镜头间能看出编剧们对70-80年代伟大的goerge lucas的致敬,lucas把宗教精神,日本武士,宇航探索等当时的流行元素,披着科幻外衣的神话故事,以及充满象征意义的动作和语言柔和在一起构成的star wars系列电影是lost的模板和崇拜对象。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由《入殓师》想开来

由《入殓师》想开来(2009-05-02 01:26:56)

由《入殓师》想开来

                                                                                                               沐兮兮小姐我


 

 


    路走到这里,已经无处可走了,只有退——这是小林大悟眼下在东京的生活困境。

    作为一名大提琴师,好不容易进入一家交响乐团并为之举巨债购置了大提琴,交响乐团却解散了。沮丧,只有沮丧。不仅仅如此,几乎连最平常的生活琐事也令人沮丧,喝水都会塞到牙。这当然是导演的小幽默,以此来点轻喜剧的效果,让故事更好看。可是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这是那个称作“恶性循环”的心理在作祟。

    那条早上新钓来的章鱼还是活的,夫妻俩不忍心吃,放生了。这是善良的底色,人生需要这样的底色才会映照见生命的光亮吧。

    大悟的妻子对他回乡下老家居住的打算表示赞同,那可爱的微笑中全是善解人意。这亦是日本女人的一种传统美德,能够给予男人重新开始另一段新生活的气力的。
   
    大提琴卖了,怀着深深的忧伤,“要是早点知道自己才能的极限”,多好?大悟如此想。是啊,那么人生就不会有那么多坎坷,绕那么多弯路了。原本以为作为一名大提琴手,是要携带妻子周游世界的。现在,只能回乡下了。

   回到乡下,大悟却容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高薪工作,却是不能启齿的工作——是专为死者送行的。他甚至隐瞒了他那可爱的妻子。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顺利,第一天开工,他就遇到一个已经孤单去世了两周的老婆婆。他嗅到了那个无法忍受的气味,死尸的气味,腐败的气味,肉身慢慢消失、血肉归于尘土的气味。老婆婆也许想着第二天还会起来进食,餐桌上摆放着各种食物。而此刻,只有野猫在其间行走。还有发霉发酵气胀了的食物袋,被他踩到了,被他踩滑了,就像他的人生,踩滑了。他无法停止地作呕,最后终于呕吐起来。

    死亡,此刻面对的死亡只是物理性的,可是已经令他的生理反应如此强烈。恐惧布满了四周,怪味布满了四周。他周身散发着难以消散的死的气息,他是一个怪异的人——他敏感到了。他在闻到死尸的气味之后,闻到了自己的不同,职业身份的不同。他踉踉跄跄地向大浴室走去,冲洗着自己,用肥皂一遍又一遍地刷洗着自己,以驱除这气味。

    他无法直视妻子为他准备的美食,洗得雪白的鸡肉——那是死尸,他呕吐着。他突然被抛掷在生死之间,由气味带来的。他贪婪地嗅着妻子美香的气味,这生之气息,充盈着生命活力的气息。他卧在妻子的怀里,是卧在鲜活的生命里。

    被抛掷在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抉择后,又遽然地被抛掷在生与死之间,茫然了。影片是从这茫然开始的,一个小小的闪回。在那茫茫皑皑的白雪中,他回忆着自己理想的湮灭,回忆着新工作的令人生厌。

    人已到中年,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却似乎全都滑向了无望。他只是为了这份高薪工作坚持着。

    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种敬业精神中,为一份高薪保持着每一道入殓仪式的庄严感,职业性的庄严感,还不足以说明人生真正的价值和超越。

    这不是简单地让他面对死,以克服这份职业带来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而是让他思考生死;或者,让观众思考生死。由此,来领会生之必须珍惜的东西。

    这回,死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他表达了惊叹,于是他的经理让他首次操作入殓仪式。这仪式是庄重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件使用的器具,每一个动作,连举手抬头之间,都表现着对死者的尊重。一切在这庄重的仪式中悄然改变着,死者的亲人,和这个迷茫着的入殓师。

    可这又是一个玩笑,这美丽的女人原来是一个易性人,“她”是男人。大悟首次操作入殓仪式中途而废,又改由他的经理来操作了。

    人躲不过时间,一切都在滑走,唯有一些情感在悄悄驻留。而这些情感也许在变化着,向着善的方向,希望的方向。

    从对这个职业的恐惧、厌恶——或者说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厌恶,到习以为常,不再生厌,这只是沦为了或者恢复为称之为“人”的动物,还不是真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生活中没有一帆风顺,人的情感更是千变万化。大悟心头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他和母亲是被父亲抛弃的。他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情人离开了他们。人生的此一步总是紧紧地接续着上一步,他一步步走来,似乎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第一步——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大提琴。他打开他童年用的儿童大提琴,拉着,怀念着那无以名状的过往。而他心思细腻的妻子说,他的母亲其实一直思念着他的父亲,因为她保留着他父亲爱听的唱片。

    人生似乎永远在绕着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虽然我们有智力。运用着这智力,我们真真假假的,似乎什么都知道。不管如何,我们通常都会“说服”自己,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往往要等到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面对亲人的死亡,那一刻,突然悔之晚矣,或者,一生都问心无愧。

    大悟在一次又一次庄重的入殓仪式中,在对死者的尊重中,看到了人之千姿百态,人之色色种种,以及生者对死者的在情感上突然的变化。他的庄重,或者说,他在这些变化中领悟到的敬业精神,或者由敬业精神领悟到的人生,这需要被尊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人生——怎么能够说得清谁影响了谁。

    这谁和谁,都需要一点那种称之为情的东西来联系,来维系,来感悟。它们是难以分离、分立的。

    他的妻子发现了他的秘密,他的职业真相。他的朋友们也都发现了。本来家乡的人以他为傲,以他为榜样的,他在东京拉大提琴呢!而此刻,做着这么不光彩的职业,他童年的伙伴都不屑与他为伍了。

    家乡,还是一个保留着旧式生活方式的地方。他母亲的旧咖啡馆,那个老式的依然用柴火加热的大浴室,这一切,有什么不对吗?有什么不妥吗?生活方式只是生活方式,只要人心在其间安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很多人认为不可以。就好像那个易性人,“她”不可以,所以“她”早早离开了人世。而另一个叛逆的年轻人,违规高速驾驶摩托车,飙风,的确不可以——她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她的父母望着她学生气、孩子气的遗像,对比着她离世前漂染成金色的头发和一脸的浓妆,在她的灵前争吵起来。

    在死亡面前,突然生命都变得一样了;同时,由这“平等”,才看到真正归于幸福与不幸的差异。

    大悟尊重所有的死者,似乎就是为了安慰生者,令生者意识到所有的“来不及”;或者,值得回味的无憾和甜蜜的幸福。那一道道仪式,尊重死亡的仪式,是美的。于是不仅仅在安慰生者,而是在让生者反省。

    让生者反省,所有琐碎的情绪都在让大悟超越着,升华着。可他的妻子却忍受不了他的职业,回娘家了。挫折再次袭来。

    他望着河里挣扎逆流而上的鱼,感叹着,即使冒着死亡的风险,它们也要从深海回溯到河里来产卵。因为它们是被大自然规定的,这是它们出身就携带着的规定性。它们必定要冒着这死亡的风险,这可能悲惨的命运。

    人是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的。艺术,大悟无能为之奉献,而为死者送行,大悟却能兢兢业业。在这兢兢业业中,大悟越加理解了艺术,这令自己心灵安顿与飞扬的音乐,他操着童年用的大提琴,一样沉醉,即使独自为之醉。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别人也许帮不到最“现实”的。别人能帮到的,可能是最不“现实”的提醒。而这个“醒”,只能靠自己“悟”;能“悟”到多少,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难道只有等到面对死者,面对“悔之晚矣”,才是“造化”来临之时?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大悟接受着一个又一个死者家属的感激,也一步步思考着自己生之困境和困惑。

    妻子回来了,因为怀了身孕。这似乎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跑回娘家,丈夫不去接,无法回来。她回来了,她微笑着,安静又欣喜地告诉大悟:我们有孩子了。

    此刻,生活又不同了,大悟又再次想起了父亲。父亲面目模糊,他不记得他了。他走的时候,他太小。他只记得小时候一个有关鹅卵石的情景。他父亲带着他在河边捡石头,然后递给他一个凸凹不平的鹅卵石,表示牵挂。他给父亲一个平滑的鹅卵石,表示圆满。他们都在表达自己的爱和愿望,或者是谶言?

    浴室老板娘突然去世了,大悟邀请妻子参加葬礼。在大悟为这位家乡的老人擦洗换衣、庄重庄严的仪态神情中,妻子被那神圣感感动了;同时,他旧时的朋友也感动了。他们突然明白,这坚持不肯将浴室拆掉建公寓的老板娘,不仅仅是维护一种旧有的生活习惯,她恪守的是心的安顿。

    父亲去世的消息突然送到,大悟不能接受。他没有预备好接受这个消失了三十年的父亲,但他终于亲自为父亲举行了入殓仪式。那个在河岸边面目不清的父亲形象清晰了,那个凸凹不平的鹅卵石也一直紧紧握在父亲的手中。他的父亲其实一直孤独、贫困地居住在海边,牵挂着他,就像他体贴的妻子望着被母亲仔细收藏的唱片时说的,母亲一直在等着父亲呢。

    大悟,为死者送行的人,一位失败的“职业”艺术家,一位成功的入殓师,以那虔诚、仪式庄严的态度,完美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达到了对死者的尊重,改变了生者对生活的理解,修正了自己,治愈了自己的心病,还从细细碎碎的生活的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善美——真正的艺术人生。